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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滇桂通道上的滇粤铜盐互易及其影响

滕兰花
 
【提 要】 清代时的滇粤铜盐互易,带来了滇桂通道的繁荣,推动了桂西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广东对广西地区特别是桂西地区的地缘影响力,使桂西地区的百色染上了粤风,开始走上了城市化的进程。
【关键词】 清代 滇桂通道 滇铜 粤盐
【作 者】 滕兰花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南宁 530006
 

连接云南和广西两省的省际通道——滇桂通道,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杨宗亮和管彦波认为滇桂通道的历史很悠久,始于汉代,唐代畅通,宋代更是繁荣,而明清时期仍是顺畅[①]。对于滇桂通道,较大规模的贸易,首推南宋时期南宋与大理国的买马交易。在清代时,这条通道上的滇铜和粤盐的运输及贸易规模亦很大,黄夏基和李和分别对清代滇铜和粤盐的贸易情况作了疏理[②]。学者们的研究各有千秋,但是对清代滇桂通道上往来的大宗物资铜盐贸易情况及其历史影响,研究深度仍不足。而这种大宗商品贸易对桂西地区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带动了桂西地区的商业发展以及城镇化的进程也得到加快,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风气的变化。所以本文拟通过对清代滇桂通道上滇铜粤盐互易情况的疏理,分析这种贸易关系对桂西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滇桂通道

广西境内河川发达,左、右江贯穿桂西北与西南,顺江东行可至南宁,顺郁江、浔江至梧州,由梧州可沿着西江东行进入广东境内,也可溯桂江北上,越灵渠入湘江,至长江,水运条件较好。汉代牂牁道的开辟标志着滇桂通道的形成,唐咸通年间南诏进攻邕州,初步打通了自拓东城经左右江流域达邕州的道路。唐代政府与南诏的往来通道也是沿此道而走。南宋时,由于与大理国买马的需要,在左右江地区形成了邕州买马路,其路线从横山寨至大理国,途经古天县、归乐州、唐兴州、睢殿州、七源州、泗城州、古那洞、龙安州、凤村、上展、博文岭、罗扶、磨巨、自杞国、古城郡,最终达大理国善阐府。这条通道是中原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与滇黔的交通孔道,“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③],大理国向宋代入贡也多经此道。元代时滇桂通道继续保持畅通,而且开设了驿站,在《格津志·天下站名》里,就记载了在云南境内的驿站名,如晋宁、河杨、路杨、陆凉、摩者、摩矣龙、必勒龙、维摩、嘉通龙、和莱等。明代的天启《滇志》中记载从云南通往广西有两条道路,即粤西路和罗平路。粤西路有两条分路,由左江入南宁者,为粤西左江路;由右江入南宁者,为粤西右江路,即从云南广南至归朝,又分两支线,其东线走四亭、者散、者今、剥隘,“舟行达田州四日,又八日达南宁府”[④]。来往于百色云南之间的粤西路“商旅往来自粤者,日夜不绝,在今仍为通衢。且山径平夷,无盗贼出没,所少者亭驿憩息耳”[⑤]

清代时,滇桂通道走向与明代基本一致,由云南入广西的通道均由剥隘入百色,顺右江而下至南宁。雍正十一年(1733年)云贵广西总督尹继善、巡抚张允随主持疏通险滩,历时半年多,竣工后“广东之三板等船已有载货前来沿河交易。嗣后四方商贾闻风奔凑,财货可以流通,且运铅运钱可省数百里之旱路,滇粤两省受益实多”[⑥]。在滇桂通道上,政府沿途设驿站,从南宁出发,自思陇经思恩府、归德土州、丹良塘、上林土县、平马、土田州至百色,再在百色分路。其中从百色西南至云南土富州剥隘陆路190里,水路220里,沿途驿站有婪凤、渌侬、那彪、竹州、平村、渌冲、剥隘[⑦]

二、滇粤铜盐互易

清代时钱币不再由中央统铸,各省可分铸币。铸币的主要原料是铜。云南富藏铜矿,采铜和冶铜业历史悠久,素有盛名。明后期至清初铜的产量为诸矿之首,冶铜业成为云南重要的经济部门,“滇南大政,惟铜、盐关系最重”[⑧]。政府对冶铜也予以了大力扶持,产量不断增长,由雍正初年的年产八九十万斤发展到乾隆四、五年,最高年产达一千二三百万斤[⑨]。云南成为了全国铸币原料的主要供应地。雍正五年(1727年)滇铜正式从寻甸和东川北运京铸钱,称为“京铜”。此外,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广东、陕西、贵州等9省向云南购铜,称为采买铜。江苏、福建三年采买一次,江西陕西年半采买一次,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每年采买一次[⑩]。据统计,从乾隆五年至嘉庆十六年,以上八省加上四川和贵州,来云南采买铜料共计274次,正铜、余铜、耗铜共计92172838斤[11]。每年仅销往广东的铜就达10万多斤。

清代,云南是全国11个重要产盐区之一,盐井分布很广,产量较大的盐井就有26处之多,大体上基本满足本省需要,而且还有一些盐输出老挝、越南等国外。但是由于乾隆年间云南人口增加,需盐量大增,一些盐井的产量不稳定,需“以余盐壅塞之区……济滇省之不足”[12]。广东是沿海产盐区,海盐产量高,不仅能满足省内需要,还有剩余。考虑到地理区位的关系,滇东北多用川盐,滇东南多食粤盐。宋代时,在横山寨用盐与大理国易马,每年就拨钦州盐200万斤。为此,毗邻广西的滇东南地区开化、广南等地便食粤盐,乾隆四年(1739年),题准广东运盐百万斤至广西百色,由百色再运到云南广南等地。“滇省自乾隆五年起至八年正,每年借动司库铜息银,委员赴粤买盐一二百万斤回滇,分拨广西、弥勒、师宗行销。”[13]从乾隆四年至三十年,沿滇桂通道运往滇桂边界广南、弥勒、师宗、罗平等县年运粤盐达200万余斤,仅广南府每年就额销粤盐55万斤。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时运滇的粤盐岁额高达222万斤,嘉庆初年,定滇省年运粤盐正盐200万斤,耗盐373333斤[14]。由于滇缺盐,粤缺铜,所以两省采取了以物易物的交易办法。“粤省鼓铸,岁资滇铜十余万斤,滇省广南府属岁资粤盐九万余包,每年两省委员办运,至百色交换,谓之铜盐互易。”[15]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更是明确规定滇粤两省铜盐互易,递年轮委,粤省委员办运,盐来铜去,滇省委员办运,铜去盐来。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后,每年由云南运铜10万余斤,与粤盐9万余包互易,中转地点在广西百色。[16]

在古代,水路航运是大规模运输的最佳方式。滇铜粤盐互易是一个大宗商品交易,商品的运输是保证能以货易货的重要前提。滇桂通道以其便利的水陆联运条件,有力支撑了铜盐互易的正常开展。外销江苏等九省之采买铜自云南各铜厂之铜由各厂员运至剥隘,“由省店、寻甸运至竹园,再至剥隘,更由剥隘运至广西百色……水路分运各省”[17]。往湖北、湖南、陕西、福建、江苏之铜船北溯桂江越灵渠入湘江,进入湖南东安县,分赴各省运至江西和广东的铜运至苍梧后,进入广东境内,再分运各省。粤盐也是沿这条道路运至云南。

铜运是一项有计划、有组织、制度严密、规模空前的运输工程,运额、运路、运费、运程、运办、运具等都有明确规定,以京铜北运之要求为最严格,各省的采买铜之运输亦有相应章程,在云南省内其运程明确规定:“由省城转运剥隘,计程二十四站。运铜十万斤,自省至竹园村,计程八站,系用马运,定限八日。由竹园村至剥隘,计程十六站,系用牛运,定限三十二日。往返转运,加限四十日,中途雨水阻滞,牛马倒毙等事,宽限十日,共计九十日;运铜二十万斤者,定限一百二十日;三十万斤者,定限一百五十日;四十万斤者一百八十日”道光《云南通志·艺文志·云南铜志》·《云南史料丛刊》卷一二,805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在桂西地区,运铜的时限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时是:“云南剥隘地方起运,自百色至梧州府系下水,自梧州至桂林府省城系上水,共计程限七个月二十一日。”《清高宗实录》卷七五七,11-12页。具体而言,“自省城于梧州府,限十二日;梧州府至百色,限六十五日;百色至云南剥隘,限七日;剥隘至云南省城,限二十一日;领运铜斤,自百色至梧州府,限三十九日,换船雇载,展限十日;梧州府至省城,限二十一日”《清高宗实录》卷七七二,16页。。负责运铜的官员要严格遵守时限要求,如遇船只不够用,或枯水及洪水期,则要报官府备案。如无故逗留者查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月陕西运铜官从云南运至剥隘再运至百色用时2个月又26天,陕西巡抚急忙上奏禀报是逾期是因为雨雪泥泞阻程兼遇各省铜运拥挤。由此可见,当时的水运管理已比较规范。实际上,从百色顺水而下,运输时间多有缩短。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五月十九日广东委员翟察伦领运滇省正馀高低铜167053斤亦自剥隘出境,“五月二十一日全数运抵广西百色地方换船过载。于六月初二日申时自百色开行,至六月二十四日辰时出广西苍梧县境,入广东封川县交替”。黄夏基:《从清代档案所记的滇铜外运看西南大通道》,《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从百色到苍梧用了22天,顺水而下行程较快,可为证。

粤盐运滇的事宜也有明文规定。粤盐运至百色,由百色同知报滇省,并知会广南、宝宁二府,具前往接收运销。运盐的时限明确规定:“滇省运销粤盐,于委员办盐齐抵百色,勒限两个月,秤交广南等府县接收完竣之日为始,定限三个月。令该府县多雇牛马赶运至本管地方。将各运完日期具报,起限行销,扣限一年销竣。”[18]如遇雨雪烟瘴难通行,则必须上报备案,若有造假或延误,则查处相关官员。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云南永北府知事张彦珩负责采买粤盐,连续两年连报遭风漂没,至五月又于百色城外报被烧,经查验发现烧系空船,盐已被他沿途卖去。为此,朝廷对运盐事项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委员参办盐、铜、铅,领解日将盐包铜铅斤数,一面申报原委督抚,一面申报沿途督抚。入某境,即报地方官查验。出境时,该地方官具印结,申报该管上司,并知会接境一体查验。”[19]如盗卖盐或虚报损失,承运官员及地方官员要承担降级或革职之处分。

粤盐运至百色交卸后,均要由云南派人前来接运回滇。由于水路滩多险情,接收人员一年一易,远不如长期在滇桂经商的商人熟谙水道,容易出险,为此,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时粤盐运输事宜交由广西百色商人游顺程带运,分交广南宝宁二府运销,以耗盐补贴损耗。道光七年时,由于游顺程连年亏损,转由李树德接办承运。粤盐的滇运由百色商人来承办,这充分表明百色作为滇桂通道中转站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催生的商贸的发展。

综上所述,清代时滇铜粤盐互易的路线为:昆明—弥勒—广南—者桑—剥隘—百色—南宁—梧州,沿着唐宋以来形成的滇桂通道,利用了右江与郁江便利的通航条件,水运至梧州,再逆桂江北运或顺西江东运。

三、滇桂通道对桂西地区的历史影响

滇粤的铜盐互易维持了近一百多年,到道光年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大规模的官方货物互易的过程中,滇桂通道这条交通路线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保证了滇铜和粤盐的顺利运输,而且还沟通了滇桂粤三省,使以百色为中心的桂西地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机会。

第一,促进了桂西民族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

桂西重镇百色“滨江,源出云南土富州,下达南宁,汇于郁水,铜运盐运与夫东道行商帆樯时集别派,上溯西林之驮娘江,凌云之皈乐,可通小船”[20]。而右江上游西洋江“东南宝月、西洋、普厅、皈朝至剥隘,虽难方轨,犹堪骈骑,从此历百色出田州,实为五管上游,顺流而下三四程即抵南宁,此郡之舟车辐辏延袤千里”[21]。清代时,百色作为滇桂通道的重要中转站,滇铜粤盐都在此中转。其他物资亦借道出境。如云南的铜、锡、钨、锑等矿产品和土特产用船从剥隘运到百色,顺右江运至南宁、梧州、广州、香港等地。滇商购置的苏杭洋杂、花纱布匹、针织百货、盐巴煤油等货物则从百色用木船运抵剥隘运销滇南。此外,广西的粮食、硝等货物也经百色转运到云贵。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云南粮食紧缺,“查粤西通省常平等仓,现贮米共计一百七十万石有奇。兹拟于附近水次之南宁、浔州等府属,动拨谷仓,辗米解滇接济。自各水次至思恩府属之百色地方,用船装载,自百色起旱至滇省广南府属剥隘地方,雇夫挑运”。[22]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云南急需硝为军备火药,于广西太平府办运净硝二十万斤,由水路运至滇省剥隘地方,委员接收。《清高宗实录》卷八三二,15-16页。

滇桂通道上频繁的物资流动,有力推动了桂西地区的商贸活动。当时的百色城“厅属物产与旧日田州同,若城厢外,市肆喧闹,舟载马驮百货云集,类皆来自东粤以及滇黔,非土产也。外此城乡所在以十数三日为墟,有无交易皆居,恒食用所需不烦更赘”(清)陈如金:《百色厅志》卷三,46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5月据光绪十七年刊本影印。。1889年滇南重镇蒙自开关后,北海至云南的商道必须途经百色,进入剥隘、广南至昆明,百色的商贸更是繁荣。

第二,加深了广西与广东的经济联系。

明代时,随着全国统一的市场的形成,广东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升,人多地少的矛盾迫使大量的广东人走上了经商之路。贯穿两广的珠江水系以其密如蛛网的河道及便利的航运条件,迅速发展成为两广经济往来的主要交通纽带。珠江最大的支流——西江在广西境内有蛛网般的各支流,连接起广西大部分地区,在以水运为主要交通手段的古代社会里,它成为连接两广最便捷的交通要道,也是一条经济往来的重要商路。明代时已经有明确的史籍记载广东人移居广西。清代时,桂东地区紧邻广东,地理区位较好,经济基础也较好,交通便利,所以粤籍移民以桂东地区居多。如梧州城“商贾云集,类多东粤”[23]。苍梧县戎圩“上接两江:一自南宁而下,一自柳州而下,皆会于戎。水至此流而不驶,故为货贿之所聚云。吾东人货于是者,禅镇扬帆,往返才数旦。盖虽客省,东人视之,不啻桑梓矣。……客于戎者,四方接靷,而莫盛于广人”[24]。桂平县“城外厢居民皆粤东移民”[25]。广东商人借助便利的西江航运,以商人会馆为基点,建立起地跨两广的商业网络,并形成了影响力很大的一支移民队伍。

清代的滇桂通道沿线地区由于铜盐互易而迅速发展起来,亦有粤商的足迹。大量的粤商在百色经商或定居,使得他们需要一个聚会场所以便联络感情、处理事务,为此,会馆应运而生。田西县(今隆林县)旧州城在康熙四十五年就建有粤东会馆,百平街亦在雍正年间建有广州会馆,镇安府亦有广东会馆。桂西地区的会馆规模最大的当属建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百色粤东会馆。会馆的设立表明粤商之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康熙年间就有粤商云集百色经商,百色“八角阳里(今阳圩乡)二三四都及万里(今大楞乡)二都之温石两图(今温矿、宝石两村)生植番盛,粤东商贩运之”[26]。粤商在收购百色当地物产及云南的铜、硝石,贵州的桐油、矿石等产品,沿右江运往南宁,再运往广州销售。并将食盐、布匹等商品运抵百色或转运滇黔两省销售。由于此道上滇粤商人往来不绝于道,从事着食盐、槟榔、金丝烟等交易,故有不法之徒拦路抢劫。道光十六年(1836年)西隆州百隘之地与云南广南府、贵州兴义府连界,有广东会匪聚集,勾通土恶,结党成群,名为“大货手”[27],道光十九年(1839年)时,广东南海县的罪犯关九兴与同党十九人潜逃至百色厅,开更馆,搜船抢烟发卖。后被平定[28]。广东籍的匪帮在百色地区聚集成群,靠劫商贾货财为生,证明百色商贸相当繁荣。

大量粤商迁入使得百色的民风开始有所变化。以语言为例,百色原为壮族居住地,城内及周边的居民原来都使用壮语。明末清初已有广东商人落脚百色,但人数不多,白话并没有成为百色城的主流方言。直至民国时期更多的粤商进入百色经商后,这些在政治、经济、学问上处于优越地位且人数较多的粤商群体主宰了近代百色城的社会学问生活,百色的主要交际语言就由壮话演变成了白话[29]。桂西地区的一些城镇亦是粤语与其他语言并存,如田西(今隆林县)官语、土话两种最为通行,其次为广话,多于商场用之。且县内林姓、汤姓、瞿姓均来自广东[30]。从清代到民国这三百多年里,百色城内交际语言从原先的壮话转向粤语的转变。与此同时,粤剧亦随着广东移民进入百色地区。道光年间,百色城镇艺人组成了业余戏班,演出粤剧。宣统二年(1910年)广州新康年粤剧班来百色演出后,粤剧更深受群众喜爱。民国后许多本地和外地的粤剧团体在百色轮流演出,亦表明了广东学问对百色城市学问的深刻影响。

第三,加快了桂西地区城镇化进程。

由于在长期的滇桂贸易过程中,百色的地位突显,开始向着城市化进程迈进。百色在清初时仍沿明制设田州土州,康熙三年(1725年)改属思恩府管辖。雍正七年(1729年)把田州土州改为厅,迁思恩府同知驻百色,称为百色厅,这是百色得名之始。同年十一月,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上疏,认为右江镇左营原驻地皈乐地形低洼,有烟瘴,非控中之地,“百色地方人烟稠密,实黔、滇之门户。请将右江镇总兵官及左营游击弁兵等移驻百色,留左营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兵一百五十名驻皈乐。右营守备亦撤回百色”[31]。朝廷同意了这计划。百色城的重要性亦可窥一斑。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建百色城。“砖城周六百一丈,计三里六十一丈,东西南三门。乾隆八年建月城,周一百九十丈,计一里一丈,三门。三十年巡抚宋邦绥建护城三,各周六丈。”[32]因其城建成后形似鹅,故又名鹅城。光绪元年(1875年)升为直隶厅,属左江道,领恩隆县、上林土县、下旺土司及恩阳州。1912年升为百色府。

综上所述,清代时的滇桂通道因铜盐互易而兴,直至民国时仍畅通无阻,桂西地区也因此得到了较大发展。可以说,滇桂通道联系起了云南与广西、广东三省。在这条商道上,云南把铜等矿产资源及土物产不断运往各省,广东省把盐与日用百货商品源源不断地运至广西和云南。广东与广西地区的联系也在这条通道的物资人员往来中得到了加强,广东对广西的地缘影响也扩展到了桂西地区,推动了桂西地区交通中心百色的城镇化进程。

 


[①]杨宗亮:《元明清时期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管彦波:《西南史上的古道交通考释》,《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②]黄夏基:《从清代档案所记的滇铜外运看西南大通道》,《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李和:《清代粤西路上的滇粤“铜盐互易”》,《甘肃农业史》,2006年第9期。
[③]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通道外夷》,69页,中华书局,1999年9月。
[④]明·刘文征撰,古永继点校:《滇志·旅途志》,172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
[⑤]明·章潢:《图书编》·李春龙主编:《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31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3月。
[⑥] 《原批谕旨尹继善奏折》·李春龙主编:《云南史料选编》,92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2月。
[⑦]清·谢启昆修,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点校:《广西通志》卷一七五,《经政略二十五》,480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⑧]清·檀萃辑,宋文熙、李东平校注:《滇海虞衡志校注》,4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
[⑨] 《云南公路运输史》第一册,59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1月。
[⑩]清·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李春龙主编:《正续云南备征志精选点校》,556-557页,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3月。
[11]云南大学历史系编:《云南冶金史》,5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
[12]道光《两广盐法志》:卷二八。
[13]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盐法下》·《云南史料丛刊》卷一二,607-608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
[14]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盐法下》·《云南史料丛刊》卷一二,607-608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
[15] 《清史稿》:卷一二三,志九十八,食货四,第3623页。
[16] 《云南公路运输史》第一册,70页,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1月。
[17] 《新纂云南通志·矿业考》·李春龙主编:《云南史料选编》,793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2月。
[18]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盐法下》·《云南史料丛刊》卷一二,607-608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
[19]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八,2-3页。
[20]清·陈如金:《百色厅志》卷三,41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据光绪十七年刊本印。
[21] (清)李希玲:《广南府志》,31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据光绪三十年重抄本影印。
[22] 《清高宗实录》卷八○九,26-28页。
[23] (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卷八八,舆地略九,2801页。
[24] 《苍梧县志》,87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
[25] (清)夏敬颐等纂修:《浔州府志》·卷五○民俗,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6] (清)陈如金:《百色厅志》卷三,41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据光绪十七年刊本印。
[27] 《清宣宗实录》卷二八三,38页。
[28]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九,4-5页。
[29]韦国友:《移民与近代百色城的发展》,《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30]黄旭初修,岑启沃纂:《田西县志》,63-6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
[31] 《清世宗实录》卷八八,5-8页。
[32] (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卷一二七,《建置略二》,3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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